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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述评

乐虎国际娱乐:马荣华 更新时间:2017-4-21 15:45:49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将其作为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工作来抓。毛泽东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思想文化的领导,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邓小平更加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3]江泽民更加注重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4]胡锦涛强调要将宣传舆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抓在党的手里:“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积极研判国际国内意识形态形势,提出了“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要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6]并对在新时期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意识形态建设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与发展,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在继承的前提下进行了发展创新。

一、主要研究现状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内容。目前学界围绕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展开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内涵的研究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它是将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引入到意识形态研究领域而形成的。正确理解意识形态话语权内涵是展开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的逻辑前提。目前,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从话语权力和权利角度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界定。有学者指出:“话语权有两种含义,一是说话的权利;二是一定的话语机制与话语表达的效果和力量。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主要是一种思想统治权,即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掌握思想领导权即话语权,对于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7]“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依据其自身的影响力和地位,影响、主导和掌控公共舆论的权力,其实质是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权和领导权问题。”[8]

2.从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角度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界定。意识形态话语权有自身的一个体系,由诸多要素构成。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由意识形态话语主题(说什么)、话语主体(谁在说,向谁说)和话语载体(怎么说)构成。”[9]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指统治者借由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执政理念、政策、法规能被听众(被统治者)所接受、所认可、所遵从、所信奉,可从讲话者、讲话内容和听众三个维度来实现其理论被大众所接受[10]。还有的学者则认为“话语权是意识形态思想领导权的实现方式,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11]。

3.从意识形态政治功能角度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界定。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影响力,并依据其影响力将其思想形态和价值观念传播于社会,扩大社会各界的政治认同,增强其政治主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12]。还有学者认为,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党的话语在意识形态工作所具有的引导思想舆论、掌控舆论走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资格和能力[13]。

(二)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和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201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2015年12月25日视察解放军报社、2016年2月19日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2016年4月19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6年11月7日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等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之中。学界主要从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战略形势、战略内容及战略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关于战略定位。第一,从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相互关系上。“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4]有学者认为这一定位是基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是基于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科学认识,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而做出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15]。有的学者提出:“经济建设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创造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做好了,意识形态工作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反过来,意识形态工作做好了,可以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保驾护航,保证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6]第二,从“三个事关”方面。习近平多次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有学者认为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事关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17]。还有的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可以从事关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巩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事关党性原则坚定和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坚守,事关思想宣传工作推进和国际话语权的掌握来分析和把握[18]。

2.关于战略形势。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创新的原点。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主要观点有:第一,“内部因素”说。有学者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思想问题影响着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公信力”[19]。有的学者强调:“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色彩的落后文化,还有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的腐朽文化,也由于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滋长,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导致一些错误、落后的思想广泛存在。”[20]第二,“外部环境因素”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之心没有变。有学者指出西方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掠夺论”“中国崩溃论”“中国不负责任论”,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产生误解误读[21]。有的学者从文化渗透角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国际社会上思想文化层面的霸权地位,在资本扩张的同时,更加重视在文化方面的扩张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与我们争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22]。第三,“网络因素”说。有学者指出西方借助其网络发展的技术基础、语言优势严重制约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能力,借助网络技术散布多元化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地位,借助新型传播方式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防御能力[23]。

3.关于战略内容。有学者构建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总体理论框架:“围绕理想目标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在坚持‘中国理论’自信和创新的统一中强化意识形态生命力;在与错误思潮的舆论斗争中强化意识形态阵地意识;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以弘扬主旋律的方针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强化主体责任;在解决问题中增强意识形态说服力;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文化自信。”[24]同时,该学者还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分析了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框架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定性;关于中国梦的目标设定;关于党的历史的论述;重塑改革话语;政治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阐释;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功能阐释”[25]。

4.关于战略对策。有学者提出,要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把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彻到改革开放和群众路线实践教育的全过程、贯彻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在对外交流的全过程当中[26]。有学者从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权和话语权分别提出了对策:从强化政治认知、把握政治方向、明确政治态度、提升政治觉悟、坚定政治信仰、警惕政治渗透入手掌握领导权;从筑牢网络、媒体、教育等阵地、锻造意识形态干部队伍、完善法规入手掌握权;从丰富和创新意识形态内容、拓展和创新意识形态工作途径、改进和创新宣传话语方式入手掌握话语权[27]。

(三)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的研究

意识形态观就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有学者提出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的主要内容及时代价值,主要内容为“七观”:把意识形态工作视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的地位观、把提振人民信仰作为意识形态教育重要内容的信仰观、把改良社会风气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方面的风尚观、把重大民生关切和人民利益作为意识形态建设重要前提的民生观、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手段的文化观、把做好网上舆论的工作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重中之重的网络观和把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和赢得国际话语权作为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认可重要途径的外交观;时代价值为:是具有世界胸怀、国际视野、系统思维和全局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对于推进“四个全面”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对于有效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确定了原则、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28]。有的学者则认为习近平的宣传观可从“十大关系”来把握,即: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关系、根本任务与非根本任务的关系、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的关系、历史传承与工作创新的关系、主流媒体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的关系、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的关系、话语主导与文明借鉴的关系、思想文化汇集地与前沿阵地的关系、部门负责与全党动手的关系[29]。还有的学者在建构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框架(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地位、关于对错误社会思潮的认识的批判、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方法)的基础上并将其应用到高校辅导员工作实践中[30]。

(四)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等思想的研究

有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探讨了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治理思想、安全思想等,丰富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意识形态做了很多论述,阐明了“为何管”“谁来管”“管什么”等根本问题,形成了包括意识形态主客体、原则与方法为内容的意识形态思想。意识形态只有抓好“五大主体”,即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主体、新闻宣传和文化艺术机关为核心主体、各级党委是现实主体、社会组织是协同主体、广大人民是执行主体,用好“四个客体”即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传统主流媒体阵地、新媒体思想阵地、讲坛等社科思想阵地等,坚持“四项原则”即坚持党性原则、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协同联动、坚持变革创新,以坚持围绕中心与积极预防相统一、正面宣传与适度斗争相统一、以人为本与民主平等相统一、维护纪律和依法相统一为方法,才能开创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31]。

有的学者从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阐述了习近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想。意识形态治理只有围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根本目标,协调好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主导主体(国家政权机关)、参与主体(社会组织)、终极主体(人民群众)4个治理主体,好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等)、物(意识形态治理体制内的机构设施、运行制度及相关资产等)、人(意识形态部门工作人员、党和国家各级机关干部及社会成员),落实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基本要求,坚持一元性与多样性、党性和人民性、建设性与斗争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抓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队伍建设、网络虚拟社会和转变外宣方式,才能真正使意识形态工作取得实效,将广大人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32]。

有的学者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角度研究了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安全形势及意识形态建设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理性判断后,形成了走一条中国特色安全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安全建设大思路,并以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扭住“马工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向心力,树立“东方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传播“中国声音”为途径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33]。

(五)关于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生态关乎国家安全。有学者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现已经成为社会思潮传播、交锋的战场和意识形态争夺的舆论场,为此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融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由之路,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有助于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现代传播体系,提高网上宣传工作能力有助于意识形态更好地融入网络话语洪流[34]。有学者提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使意识形态传播空间扩大、传播手段多样、受众主体性特征日益明显的同时使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和生命力、防御力、战斗力受到了挑战,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同时,积极构建话语体系,加强网络监管,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35]。有的学者从互联网时代的“新意见群体”及“自干五”现象分析入手,认为针对网络上出现的“革命与改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主义信仰”等传统政治议题借助网络传播和名人效应,从学术争论扩散到社会舆论;意识形态领域交锋激烈,各种思潮相互对立已成常态,“左”右对峙屡见不鲜,在观点极端化、对立化的同时还掺杂了情绪化、虚无化倾向;“新意见群体”如“自干五”在具有一定的自发“维稳效果”的同时对于政权和体制存续的影响也是复杂多样的,为此要通过加强理论阐释、对公众意见要更包容、关注社会中新群众和新文化来改进意识形态建设[36]。

二、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价及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要求新论断,为加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学界围绕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开展了富有创新与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同时,也应看到现有对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首先,研究视角单一,缺乏系统性。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根据新形势新时期新问题就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但是目前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研究主要针对其特定场合的讲话进行解读阐释,没有将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工作的论述联系起来,未能将其放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总体思想中系统进行研究,出现了碎片化、应时性的特点。

其次,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内涵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定义,这对于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分析框架是不利的。二是对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研究没有构建起一个理论框架与逻辑体系,不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其精神实质及实践特色。三是对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产生的历史基础、时代条件、现实基础的研究尚显不足,对其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形成过程缺乏历史性考察。四是对习近平系列讲话中的单个讲话文本解读较多,而对其实践价值及最新理念的系统考察缺乏。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目前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理论分析,对其重要性、原则性、面临挑战等研究较多,而应用性、实证性、对策性研究明显不足,即使提出的相应对策或建议往往也是借鉴移植的多,过于书面化、理想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意识形态引领方向、凝聚人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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