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代写常见问题 | 论文代写在线留言欢迎光临乐虎国际娱乐场,权威的论文发表,论文代写平台,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您的位置: 乐虎国际娱乐场 -> 社科论文 -> 文章内容

乐虎国际娱乐场

赞助商链接

明中后期商业文化与通俗小说发展

乐虎国际娱乐:马玉 更新时间:2017-4-21 15:56:28

通俗小说是以浅显的语言,用符合广大群众欣赏习惯与审美趣味的形式,描述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的文学作品。作品语言为口语白话,语言通俗易懂,“无贤无愚,无不能读”[1];“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2],这极大地消除了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在阅读方面的障碍和不便,同时也造就了通俗小说能够在广大民众间畅通无阻传播的盛况。

中国通俗小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走进了千家万户,供民众娱乐消遣。到了明末时期,通俗小说的地位上升到史上最高点。明代横空出世的两部著作《三国演义》《水浒传》标志了通俗小说实现了由诉诸听觉到供案头阅读的巨大转变,并且它们本身就是旷世经典的恢弘巨著,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部通俗小说作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那为何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可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并且其传播与推广达到了“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的局面呢?

其实在通俗小说创作初现繁荣状态的明万历朝时,就有人开始试图对通俗小说广泛传播于民众作出了分析。袁宏道提出: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各也。显然,袁宏道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阐释通俗小说在明代繁荣的原因,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不够全面。而明万历朝的状元朱之蕃则认为:演义者,其取喻在夫人身心性命、四肢百骸、情欲玩好之间,而究其极,在天地万物、人心底里、毛髓良知之内……于扶持世教风化,岂因小补哉[3]!朱之蕃不愧是状元,他可以从世风教化的角度来分析通俗小说的教育功能,在当时这种观点实属新颖。

长期以来,秉持“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理念的封建统治者制定了教化、善终、致治的治国方略,对思想和文化实行高压控制,宣称: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其它书皆为宜戒勿读。更有甚者,永乐九年朝廷颁布了令人发指的禁令: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4]。在封建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领域严酷的高压控制下,通俗小说如何突出重围,冲破这层密不透风、阴冷肃杀的围墙的?抛开其它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与明代的商业文化发展不无关系。

在谈及明末进步的社会思潮出现的原因时,历史学家总会把商业发展和市民力量的壮大列为极其重要的因素,而这也是通俗小说创作繁荣、传播广泛的重要原因。

明中叶前期,社会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农副产业以及手工业产品的迅猛增加、道路交通更加便利、中小城镇纷纷涌现、人口相对集中、人们的消费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而在经济发展尤为繁荣的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商;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主张轻关税,以厚商而利农。这一系列农商并重的言论和举措无一不体现明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状况。这不仅在制度上打破了亘古不变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更值得欣慰的是人们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思想观念的革新,是最为深刻、最为彻底的革新。

商业的活跃激发了市场秩序的活力运转。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侵蚀了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的根基,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破除贱商的观念。明代中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部分仕宦人家还公然认为经商有成与读书有成的价值是相同的。于是诸如“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新兴局面纷纷涌现。

伴随着商贾势力膨胀与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明中叶时期思想界尤为活跃,最为突出的是李贽的异端思想的出现,对程朱理学和一切伪道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被伴以酷刑强力推行儒学的阴冷气氛所环绕的通俗小说,其发展举步维艰。在这种峻峭肃杀的背景下,李贽认为通俗小说《水浒传》是“古今至文”,具有与《史记》相等的艺术价值的巨著。

正是由于商业迅速发展与商贾势力急剧膨胀,给人们的传统观念、思维习惯以及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追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历程,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在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到了明代,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业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诸如棉花、茶叶、染料等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了商品。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出现了地域性的“商帮”,这也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正是因为明代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市井力量的逐渐扩大,极大地动摇了人们传统的封建思想、价值观念,有力地开拓了民众的视野、更新了民众的观念。在这种欣欣向荣、百废俱兴、物阜民丰、人们思想极度活跃和商贾势力空前壮大的商业文化大背景下,通俗小说得到了充分和全面的发展。

明中叶以后,商业的发展呈现出以往商业活动不同的重要迹象,折射出当时社会和经济某些新的动向,而这些动向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一、文人学士加入——活跃了市场经济、提高了通俗小说的水准

随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贾的社会地位逐渐挣脱了与仆役、倡优、技艺、下贱同列的社会底层,甚至有很多商人进入了仕途,如出身于商人之家位居高官大僚的申时行、许国、汪道昆等。再如上层人士内阁首辅严嵩家里开设店号、“自退废以来大治产业”的徐阶;中下层人士许多农民改行做商贩、道士开设“线米铺”。虽然情形并非仅明代出现,但是达到明中叶有如此普通、如此多的人投入商品经济活动中的确是史无前例。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剧变之际,甚至有仕宦公开宣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5]甚至在徽州商业高度发展的地区,那里的人们认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6]。

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商业繁荣兴旺的产物,同时它又反过来推动商业的进一步迅速发展。原来不屑商贾的士大夫也投身于经商的队伍中,明末时期,“弃儒就贾”“弃文从商”已蔚然成风。

通俗小说的广泛传播和社会影响的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学士进入小说的创作中来。他们不仅为通俗小说正名,还总结出一系列的文学理论从而使通俗小说的文学艺术水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正是因为大量的文人学士投身于通俗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才使得通俗小说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二、商人的定居化——转变了商业观念、丰富了通俗小说题材

商人由漂泊游走转向定居行商的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商人由行商转变为坐贾,这不仅仅促进商品种类数量的增多,而且还有利于市场发展的繁荣和兴旺。商业的高度发展冲击了传统的商业经营理念和模式,带来了一些新的理念。迫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商贾们纷纷生产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各地并采用新颖的商业手段,以寻求在一地市场中能够站稳脚跟。如湖广商人在江浙设立六陈铺、山东商人在南方开设棉布店铺、西域商人在内地来办绒店等。这些外来商品的涌进促使区域分工日益提高,促进了区域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更新了人们传统商业的理念和模式。

行商们的落迁定居,不仅给当地市民展现了他们具有地域或民族特色的风俗和文化,而且也会给当地居民带来新的思想和观念。每一个商帮都承托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优良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理念,商帮是外来文化丰富而厚重的载体。商帮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既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发展又增进了区域文化的传播和延续。总之,商人的定居化趋向,不仅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同时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为促进区域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化不断交流和融合有利于通俗小说题材的丰富,使创作者的作品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是某一角度,为后来通俗小说的创作提供乐虎国际的创作视角、开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促进了通俗小说更为繁荣、更为多彩的发展。

三、印刷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繁荣、加速通俗小说的普及

明初印刷力量的不足,主要表现于印刷工匠的极度缺乏。随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引进先进的印刷技术后,明万历朝的印刷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印刷业的兴盛发展不仅促进商业繁荣而且还有力地带动了通俗小说的传播和普及。因为在先进的印刷技术引入以后,印数能够大量增加,印数既多,书价又低,从而使乐虎国际的民众有条件且更为便利地接触到通俗小说读物,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通俗小说才能充分和持久地发展。

福建的建阳、浙江的杭州、江苏的苏州与南京以及首都北京等地,印刷业也都有较快的发展,同时其所刊印的书籍也同样流向了全国各地。据嘉靖年间的《建阳县志》记载,福建的崇化里就是“比屋皆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而在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中同样也记载了当时印刷业繁荣的盛况:

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尝相谓云:“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书板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7]

正如所吟咏的那样,印刷业在规模和技术上逐步发展,大量的书籍源源不断地从当时的印刷中心流向了全国的四面八方得益于书贾的贩运,很明显,正是印刷业蒸蒸日上发展态势才使得通俗小说更为容易地通过刊印出版进而流通、销售传遍全国。

明代商业发展出现以上这3种新的动向对通俗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意义重大。嘉靖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刊印后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由于作品一时间获利甚厚,驱使越来越多的书坊主加入刊印通俗小说的行列中。但是受到长期以来正统文学鄙夷通俗小说“鄙俚浅薄”的偏见,市面上通俗小说的作品屈指可数,书坊主为了追逐利益再加上他们自己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于是大量的书坊主自己动手编撰作品。正是商业发展和市井阶层的壮大导致了社会对通俗小说文稿的迫切需求。就连“三拍”作者冯梦龙也坦言,“因贾人之请”是促使他创作“三言”的重要原因之一[8]。尽管自明末以来,封建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依然严厉,曾以妨碍统治的名义下令销毁《水浒传》等通俗小说的著作,并明文规定严禁书坊主出版和市民阅读。但是政治严酷高压的手段依旧无法改变人们对通俗小说的热情,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中后期商业高度发展。

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对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而且客观意义上说也为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保驾护航。书籍具有双重品质,它既是精神产品也是文化产品,能够对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产品重大的影响,因此历来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书籍的管控。但是明中叶时期再也不会出现诸如“文字狱”、阅读或是收藏通俗小说就会受到“全家杀了”的残忍酷刑。因为受到明中叶商业高度发展,大量商贾涌现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倘若封建统治者颁布禁毁小说的法令是不可能立即出现统治者满意的效果的。此时,颁布禁毁通俗小说不仅仅触犯了广大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书坊主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妨碍了广大民众喜欢阅读的文学样式,更不用说后期统治者自己对通俗小说的爱不释手。

——————————

参考文献:

〔1〕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M].凤凰出版社,2010.

〔2〕庸愚子.考证古本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序[Z].大众书局,1935.

〔3〕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4〕顾起元.客座赘语[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M].中华书局,2014.

〔6〕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M].中华书局,2014.

〔7〕叶德辉.书林清话[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