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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与救赎——托尼·莫里森的《慈悲》主题探析

乐虎国际娱乐:文毅 更新时间:2017-4-21 16:06:01

关于小说《慈悲》所要表达的主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本文结合小说所反映的17世纪末北美新大陆的蓄奴制度形成初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佛罗伦斯母女和丽贝卡(Rebekka)为例,探讨蓄奴制和父权文化如何给小说人物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灵创伤;通过对于他们抗争和救赎过程的分析,揭示美国历史上白人同有色人种的整体对立的形成过程以及种族歧视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于在美国社会的历史原因。

一、蓄奴制之于佛罗伦斯母女

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黑人女奴佛罗伦斯被安排用第一人称叙述,分别放在全书十二章中的6个奇数章。她的母亲“抵女为奴”是小说的中心事件,也是小说起名为“慈悲”的意义所在。这位黑人母亲认为,拿自己的尚未成年的女儿替奴隶主迪奥特加(D’Ortega)抵偿债务,让雅各布·瓦尔克(Jacob Vaark)带走,是替女儿的将来着想。只是,女儿佛罗伦斯不能理解身为奴隶的母亲为何要拿8岁的她替主人抵债,而单单留下弟弟在母亲身边。被母亲抛弃的沉重打击,造成了佛罗伦斯巨大的心理创伤,使她从此变得孤僻,做事小心谨慎,心理阴影挥之不去。小说最后一章交代了佛罗伦斯的母亲不得已而抵女为奴的苦衷,让读者从中能够读出母亲的心灵创伤,理解作品题目“慈悲”的含义:虽然在佛罗伦斯看来,被母亲抛弃是母亲犯下的一个难以原谅的过错,可是,从母亲这个方面来说却是无奈之中所能找到的保护女儿的良方,是对女儿的慈悲之举。

美国历史上的蓄奴制是美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几个世纪前,欧洲白人作为殖民者来到美洲,屠杀了大量的土著印第安人,却发现他们自己不断扩大的种植园和工场中的劳动人手不够用。因此,剩余的印第安人,来自非洲的黑人,以及甚至包括白人在内的不同种族的人都有可能被迫成为奴隶,服务于掌控社会权力的白人殖民者。随着北美奴隶制殖民经济的逐步建立,对奴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罪恶的奴隶贸易得以发展起来。不言而喻,蓄奴制给奴隶带来身心伤害,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佛罗伦斯的母亲,一位黑人妇女,就是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之一。她在部落冲突中被捕获,作为奴隶出售,后来惨遭强暴,先后生下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佛罗伦斯和她的弟弟都是可怜的母亲遭受性侵的结果。母亲平静地叙述了自己被掠卖为奴并遭受强暴的噩梦般的经历,算是对女儿的忏悔吧:“我们被树藤捆绑在一起,转移了四次,每次都有乐虎国际的买卖,乐虎国际的屠杀,乐虎国际的死亡。”“我不知道谁是你爸爸。天太黑,我看不清他们谁是谁。”不幸为奴,并不等于说黑人天生就是愚劣的种族。这位历经磨难的黑人女性学会了逆来顺受,与世无争,似乎早已甘愿为奴;可是,向女儿倾诉自身经历时,这位母亲对于不幸人生的感悟,依然痛彻心扉:“在这种地方做女人,就是做一个永远长不上的裸露的伤口。即使结了痂,底下也一直流着脓。”平静的叙述,带给读者的却是心灵的震撼。随着佛罗伦斯逐渐成长,母亲敏锐地觉察到了女儿所处的危险。无法保护女儿让母亲担忧,直到有一天,雅各布来找她的主人迪奥特加催债,这位母亲看到雅各布后,觉得和她自己的主人迪奥特加不同,雅各布心地善良,人性未泯,应该能够善待奴隶。正是因为不想让女儿再经历自己的厄运,母亲抓住机会,把女儿抵偿给了良知尚存、相对正直的雅各布。这位黑人母亲可能永远不会被女儿理解,但是,她的做法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在无助和绝望之中的自我救赎:让女儿逃离魔窟,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慰藉。

被雅各布带到农场后,佛罗伦斯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孤儿。尽管印第安女奴丽娜(Lina)像和蔼的母亲一样照顾着佛罗伦斯,然而,这并不能治愈她被母亲遗弃的心理创伤。在丽娜看来,佛罗伦斯胆小懦弱,处处讨好别人。白人契约工斯卡利(Scully)也认为,如果他对性侵感兴趣,那么,佛罗伦斯就是他的猎物。容易看出,佛罗伦斯内心没有防线,言行上总是取悦他人;最重要的一点:佛罗伦斯愿意为别人的卑劣行径而自己担责。为人做事的谨小慎微,反映了佛罗伦斯内心的自卑和不安。被母亲遗弃的经历是一个悲伤的记忆,一直像噩梦般折磨着她。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反复出现:记忆中,佛罗伦斯看到母亲总是拉着弟弟的手,却把她的手掰开了。这个意象的多次重复,显示了佛罗伦斯内心所受创伤的严重程度。佛罗伦斯一直认为,是母亲和当时还在吃奶的弟弟共同夺走了她应得的母爱。一方面,佛罗伦斯内心深为母亲的遗弃所困扰;另一方面,她本人作为成长中的少女也渴望爱与关怀。所以,佛罗伦斯愿意接受丽娜母亲般的关照,以及她会很容易地爱上铁匠,就都可以理解了。黑人铁匠有着自由人的身份,是雅各布邀请来到农庄帮忙建房的工人,来去自由。同为黑人的铁匠的到来,使得佛罗伦斯内心的爱意萌动,很快,她和铁匠的爱情便蓬勃发展起来。一次,农庄的另一女奴索罗(Sorrow)目睹了佛罗伦斯和铁匠在山核桃树下的激情:“索罗一直看着,直到他们完事;然后他们像疲惫不堪的老人一样,跌跌撞撞地穿上衣服。临走时,铁匠抓起佛罗伦斯的头发,把她的脑袋向后扭转,亲了亲她的嘴唇。然后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开了。”从索罗所看到的情形可以知道,在佛罗伦斯和铁匠的爱情中,佛罗伦斯的感受是兴奋和放松的,也是幸福的。佛罗伦斯甚至觉得在这场爱情中她和铁匠是平等的,尽管“然后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开了”暗示了这一对情人对他们的爱情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不平等。

后来,女主人丽贝卡病了,打发佛罗伦斯去邀请铁匠来治疗。佛罗伦斯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找到她的情人,以为他会像她一样很高兴看到她的。然而,当她由于和铁匠所收养的小男孩马莱克(Malaik)发生冲突而陷入一场与铁匠的激烈争吵的时候,她才发现他们的爱情是如此的脆弱。铁匠直白、绝情的话语极大地伤害了佛罗伦斯,宣告了她的爱情的失败,也让她痛苦地意识到是奴隶制让她失去了自由。母亲的遗弃,爱情的失败,以及对于失去了自由的醒悟,都成了她的心理创伤的原因,促使她回到农庄后在雅各布新建的房子里疯狂地写下她的所思所想,倾吐内心所受的折磨。

佛罗伦斯经历了被母亲遗弃的创伤事件,形成了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失去了自我意识。爱情的失败是她的人生中第二次被遗弃,这也成了她走向救赎的转折点。当铁匠斥责她甘心为奴的时候,她意识到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拥有自我,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寻求保护或者压抑着痛苦的记忆。因此她就有必要克服过去的创伤,掌握自己的命运。

作为黑人奴隶,佛罗伦斯没有权利得到教育。然而,小时候,在一位善良牧师的帮助下,她得以和母亲一起学习了读写技能。和铁匠吵架回到农庄后,她独自呆在雅各布的房屋里,把铁匠想象成聆听她倾诉的对象,在墙壁和地板上书写着她的思想。她终于勇敢地写下自己的过去,代表了她对于奴隶制度的独特的反抗,以及对于自己命运的救赎。通过写下想让铁匠读到的心声,佛罗伦斯展示了自己从一个自卑的小女孩转变为一个自信的成年妇女的发展过程:“我一直以为你是我人生的保护神,保护我远离那些想要靠近我又抛弃我的人,远离那些觉得有权拥有我并管制我的人。但是,失去你之后,我的道路反而清晰了。对你来说我一文不值。……倾诉结束后,还有那些夜晚我将怎么度过?不会再做梦了。”连续多日,佛罗伦斯向铁匠倾诉着郁积于心的痛苦和委屈。尽管铁匠不一定会读到这些,但是对佛罗伦斯来说,这场倾诉却是一种必要,一种新生:“看到了吗?你是对的。妈妈也是。我变得狂野了,可我还是佛罗伦斯。百分之百。不可饶恕。也不饶人。自由了。我活下来了。……妈妈,现在你可以高兴了,因为我的脚板已经像柏树一样坚硬了。”随着倾诉的结束,佛罗伦斯治愈了由于母亲的遗弃和爱情的失败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摆脱了精神的奴役,找回了迷失的自我,完成了命运的救赎。

二、父权文化之于丽贝卡

在《慈悲》中,丽贝卡是父权文化的牺牲品。在父权社会,男性掌握着社会权力,或者可以有机会获得地位与权力,成为决策者或领导者;女性则居于劣势或从属的地位。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现象是父权社会的根本特征。作为两性中弱势的一方,女性由于失去了话语权而成了性别歧视和压迫的牺牲品。父权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也会维持和强化性别压迫,甚至女性作为受害者本身也因受到社会观念的束缚而甘愿遵守既定的社会秩序。

小说中,所有的女性角色,不论什么肤色和种族,都受到父权思想的压迫。她们经济上不独立,必须依靠男性来获得食物和住所。白人女子丽贝卡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丽贝卡出生于英国伦敦,从童年时候就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她的父母经常因为各自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琐事而争吵,家庭成员也彼此漠不关心,亲情关系淡薄。她16岁时,父亲为了不再抚养她而打算把她嫁出去,或者说,打算把她送给任何一个愿意买一张船票带她走的人。在父权家长制的语境下,对于丽贝卡的父母来说,女儿的婚姻不必是女儿幸福爱情的归宿,只应是家庭经济利益的考量。既已被家庭所抛弃,丽贝卡无意反抗,只能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随遇而安地做了雅各布的妻子。关于丽贝卡的生存状况和婚姻前景,小说有这样的叙述:“她的前景就是仆人、妓女或者人妻,虽然这些职业都有着可怕的传说,最后一个似乎是最安全的,让她可能会有孩子,因此会有一些亲情的保证。至于她所能拥有的未来究竟会怎么样,这就取决于那位当家男人的性格了。”

正是因为妇女没有经济地位,为了生存,她们可能会去做仆人、妓女,或者嫁为人妻。小说也描写了和丽贝卡一同乘船的几个下层妇女形象,包括妓女、小偷等,都是父权制的牺牲品,为了生存而挣扎着。相对而言,丽贝卡还是幸运的,她可以不用去当仆人、妓女或者小偷。尽管如此,这次出嫁对她来说仍是一种冒险,一次人生的赌局:她的新郎毕竟还是大洋彼岸的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有关他的性格、爱好、人生观等更是无从知晓。当然,在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女性只能接受家长对于自己婚姻的安排而无权自主选择结婚对象。女子的未来取决于婚后当家男人的性格而不取决于自己,这一点恰如中国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反映的中国旧式婚姻中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再次说明了父权制对于女性的束缚和压迫。然而,想到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冷漠的家庭氛围,想到可以逃避现实,丽贝卡还是认可了远嫁美洲:“美洲。不管是什么样的危险,它总不会更糟糕吧?”虽然雅各布接受丽贝卡为妻,只是因为需要有助手来农庄,需要一个能够生育的配偶;事实证明,雅各布是一个理想的丈夫,比她预期的还要好,满足了她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也满足了她的情感需要。对丽贝卡来说,雅各布是她的安全保障,是她的一切。因为人生中遇到了一个好丈夫,“她只需停止思考,只需相信。”在农庄的新家,她积极担当起女主人的职责,主动投入到各种劳作之中,和奴隶们的关系也是和谐的。“丽贝卡和她的两个助手就像日出一样可靠,支柱一样坚强。”被父母抛弃的心灵创伤也似乎已经痊愈。

丽贝卡把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完全托付给了她的丈夫雅各布,觉得一切只要听从他的安排就行了。这体现了丽贝卡对于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社会秩序的盲从。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于雅各布要建造一栋新房子的计划,丽贝卡起初是反对的。可是,当她知道她的丈夫对建房计划是认真的,她改变了态度,迫使自己紧跟丈夫的步伐:盖房子时,她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很开心地忙着饭菜,仿佛到了收获季节。

雅各布建造高大华屋不是出于生存之需,而是出于和其他奴隶主攀比的虚荣心。丽贝卡尽管看出这一点,而且也想要阻止建房;但是由于雅各布的坚持以及丽贝卡对于丈夫的言听计从,建房计划还是施行了。然而,意外发生了:房子刚建好,雅各布就染病身亡了。本来,几个孩子的先后死去对丽贝卡已经是重大打击;现在,被视为主心骨的丈夫又死了,丽贝卡一下子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现实依靠。来到农庄后苦心经营的一切也失去了意义,因为在一个父权社会,“没有男人的地位或肩膀,没有家庭或追随者的支持,一个寡妇的存在事实上是不合法的。”一场大病之后,丽贝卡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和丈夫在世时相比判若两人:她什么衣服也不洗,什么庄稼也不种,草也不除。她只忙些做饭和缝补的事。要不然,她就把时间花在阅读圣经或者接待村里的一两个来客上了。

可以看出,遭遇重大变故之后,丽贝卡对农庄事务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为了摆脱丈夫死后没有了依靠的恐慌和空虚,重寻精神寄托,丽贝卡开始阅读圣经,去教堂做礼拜。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还会看出,丽贝卡不但深受男尊女卑的父权文化之害,而且,以白人为奴隶主的蓄奴制的不断发展,逐渐强化了身为白人的丽贝卡的种族观念,致使丽贝卡和曾经情同一家人的奴隶们一步步疏远起来。渐渐地,和蔼可亲的丽贝卡不见了,奴隶们的眼中只剩下一个日益暴躁乖戾的女主人。

作品中,佛罗伦斯、丽娜和索罗等女奴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命运的救赎。丽贝卡则是小说所描述的救赎失败而不断沉沦的女性形象:先是被父亲抛弃,后又成了没有依靠的寡妇,都反映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伤害;对于上帝的信仰和借以融入白人殖民者团体的种族观念并没有治愈她的创伤,丽贝卡反而是在不断地挣扎中迷失了自我。

托尼·莫里森把《慈悲》的历史背景安排为17世纪末的北美新大陆,那时,“美洲的蓄奴制还处于无论肤色大家为奴机会均等的状态”。小说中虽然有佛罗伦斯母女那样的黑奴,但也有铁匠那样的自由黑人;虽然奴隶主都是白人,但是白人也可能会成为社会底层的契约劳工。这样的社会历史状况告诉读者:虽然北美蓄奴制是以欧裔白人殖民者为奴隶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奴隶与黑人就是划等号的。

然而,美国蓄奴制的形成过程就是白人奴役黑人的制度的形成过程而不是相反。通过描述历史,莫里森成功地注解了现实。虽然持续的人权斗争让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美国已出现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即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并领导美国走向巨大的进步;但是,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于今天的美国社会,人们时常还会听到白人虐待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新闻。由于奴隶制的遗毒,要彻底克服种族歧视行为,美国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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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Leshko, Adriana. Exploring Slavery’s Tangled Root. People, 2008,11.

〔2〕Updike, John. Dreamy Wilderness: Unmastered Women in Colonial Virginia [J]. The New Yorker, 2008,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