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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馆藏丝绸之路文物

乐虎国际娱乐:沈骞 更新时间:2017-4-21 14:12:01

摘要: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沿线各博物馆应在文化交流上形成融合,借由“一带一路”的理念,让博物馆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博物馆担负着传承国家文明的神圣使命,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独特馆藏资源,南京博物院虽然地处东南,但既拥有原史语所西北考察团所获敦煌文献和隋唐文物等路上丝绸之路文物资源,也拥有大云山考古所获得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精美文物及六朝明清宫藏海上丝路文物等独特资源,这些文物资源因各种原因入藏南博,但却是丝绸之路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南博可利用这些文物资源构建独立的“一带一路”文明展或参与沿线博物馆的丝绸之路文明联展,让南博文物乐虎国际地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走出江苏和走向世界。

关键词:一带一路;博物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方文明最重要的通道,历经两千余年而长盛不衰;在丝路沿线,有着丰富的遗存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国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丝绸之路经过的最重要路段,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及高山峡谷丝绸之路,这4 条“丝路”在历史上不仅是横贯欧亚大陆的商品贸易通道,同时也是沟通中西方文明的文化通道。

十八大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沿线各博物馆应在文化交流上形成融合,借由“一带一路”的理念,让博物馆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博物馆担负着传承国家文明的神圣使命,2010 年9 月4 日,中国博物馆学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在甘肃省博物馆正式成立,机构成立后将整合丝路沿线博物馆的力量,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这也是国内乃至国际“丝路”文化研究以及相关文化事业发展中唯一一个以“丝路”文明为主题的专业委员会。会议形成的《兰州共识》已经成为指导丝路沿线博物馆展览工作与学术研究的重要精神。随着丝绸之路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部分进入乐虎国际人的视野。它开通早,使用久,范围广,涉及我国的省份有7 个之多。这些省区之间地缘相连,文化相近,有着可以系统展示历史内蕴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存,奠定了省际之间多样化合作的基础。因此,在丝路专委会第一次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制定的诸多工作规划中,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展览的筹备工作即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和展示的题中之义。2011 年5 月10 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牵头,福建博物院承办,在福州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联合陈列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及相关博物馆10 个省份的42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们集中讨论了“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大型专题陈列的组织及展开模式,从陆路丝绸之路联合陈展组织运行模式借鉴经验,对海上丝绸之路联合陈列开展的主旨及组织形式进行了研究分析,并达成建设性共识。

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独特馆藏资源,南京博物院虽然地处东南,但既拥有原史语所西北考察团所获敦煌写经文献和隋唐文物等路上丝绸之路文物资源,也拥有大云山考古所获得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精美文物及明清宫藏海上丝路文物等独特资源,这些文物资源因各种原因入藏南博,但却是丝绸之路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南博可利用这些文物资源构建独立的“一带一路”文明展或参与沿线博物馆的丝绸之路文明联展,让南博文物乐虎国际地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走出江苏和走向世界。

一、南京博物院所藏敦煌写经文献

南京博物院藏有敦煌写经31 件,由于这些写经卷均具有久远的历史及不可替代的唯一性,所以,这组经卷中的每一件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收藏经历以及极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南京博物院前身为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合署办公,所藏敦煌写经的来历也非比寻常。1936 年,北平历史博物馆并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拨交的珍贵文物中,其中即有敦煌写经4 件;1942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史语所组织专家向达等赴甘肃敦煌县,抢救性收购了敦煌写经12 件;建国初期,华东文化部将11 件不同来历的珍贵敦煌写经拨交给南京博物院收藏研究;此外,晚清著名作家、实业家、收藏家刘鹗的后人刘厚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及弟弟荣鸿仁,已故南京博物院女院长曾昭燏,著名书法家潘伯鹰,著名书画家和古物鉴藏家秦古柳等,都将自己珍藏的敦煌写经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珍藏,从而使得南京博物院所藏的这批敦煌写经更加具有史料价值、人文价值和传奇色彩。本人2012 年到2014 年曾承担院课题《南博藏敦煌文献研究》,全方位接触到这批珍贵的丝路文物。

南京博物院所藏敦煌写经的时间跨度从北魏到五代,其中以唐代的作品居多,这些作品距今最远的有1500 年的历史,最近的也有1100 多年的历史。所有汉文写经中,除一件为草书外,其它大多为楷书体和魏碑体。这批写经的内容以佛经为主,如妙法莲华经、佛说三十七品经、大乘入楞伽经、瑜伽师地论、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大般涅般经、大智度经、摩诃般罗密经等。这批写经中另有老子道德经及春秋后国语的写本各一件,这在已发现的敦煌经卷中较为少见,其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可低估。按文献语言来分,有两件为唐朝时用古藏文所写的经卷,南博保管部编号为751(图一)和752 号(图二),这两卷写经系向达先生1942 年赴西北考察时期所征集之藏品,在向达先生所著述之《西征小记》中有记载,此二卷经文一直以来沿用向达先生的观点,被认为是古代回鹘文写经,而且因为语言的特殊性吗,一直以来在南博被认为是珍贵的两卷古代西域文字写经,被认为是南博藏经中的珍品。但是经课题组专家、敦煌古藏文文献专家、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研究员鉴定,应属于古藏文写经,这类古藏文写经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广泛抄写的经文,存世量极大,价值一般,而且与敦煌博物馆所藏的四卷应该原为一个整体,均为从藏经洞流出后在敦煌文物市场上所常见的品种,这实乃此次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和勘误。其余29 件中,8 件系北魏至隋写本,字体为魏碑,包括“佛说三十七品经”(图三)、“大乘涅架经”、“大智度经卷第二十二”、“大知论卷第六十七”、“清净经”等;1 件系隋末唐初“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卷三十五”。其他为唐至五代写经,字体为楷书。唐代写经卷有“妙法莲华经卷第一”、“第三、第七”、“大般涅檠经卷第二十二”、“第三十九”、“瑜伽师地论卷第十、第十二”、“佛说阿弥陀经”、“大乘无量寿经”、“老子道德经”(图四)、“春秋后国语写本卷”等。唐至五代写经卷有“大乘人楞伽经”、“说一切有部式经”。这其中,属北魏“佛说三十七品经”与唐“老子道德经”文献价值比较高,南博这部“佛说三十七品经”属于时代最早的佛经写经卷,根据目前进行的全世界敦煌遗书调查,全世界仅此一份“佛说三十七品经”,因此其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和文字价值极为珍贵。这部经书系人工抄写在一张长2 米、宽20 厘米的纸上,字体为隶书,每个字只有指甲盖大小。抄经的纸张已经残破,经文上还有涂改和增补的小字。这部经书是南京博物院前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1942 年在甘肃敦煌购得。由于没有乐虎国际记录,因此不知道这部佛经收自何人。笔者认为此经书来源应该也与向达先生有关。方广锠教授认为这部佛经从纸张质地和字体应抄写于东晋时期。南博藏唐“老子道德经”所录的《道德经》与现在所见版本就有明显不同,为研究道家典籍演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笔者认为这本《道德经》对于研究古代摩尼教与道教的关系也有间接的意义,因为古代摩尼教入华借助了很多道教的途径,道教较为缺乏整体的宗教理论体系,也借鉴了摩尼教的一些二元理论体系和仪式等,《道德经》版本的不断变迁就验证了这种交互影响的历程。且敦煌的地理位置处于河西走廊,恰属于古代西域摩尼教向中原传播的线路上,此文献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二、南京博物院所藏敦煌佛爷庙等隋唐文物

1944 年,向达先生和夏鼐先生等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省境内的考古工作,1944 年5 月14 日,考察团离开酒泉西行考察嘉峪关,经玉门、安西至敦煌,与常书鸿、张民权、史岩等晤谈。5 月至8 月,向达、夏鼐、阎文儒发掘敦煌佛爷庙等墓地,清理墓葬十余座,并考察莫高窟。9—10月发掘月牙泉墓地,清理墓葬7 座。向达进一步考察莫高窟壁画艺术,参与鉴定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北魏残经,写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考察团原计划赴新疆考察,由于此时新疆形势突变,兵荒马乱,致使计划落空。10 月19 日向达离开敦煌东归。11 月至12月,夏鼐、阎文儒发掘小方盘城,调查榆林窟、锁阳城等地。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他们“冒雪冲寒,入漠探险,访两关遗址及烽燧遗迹,掘得汉简数十片”。[1]南京博物院历史馆隋唐部分的许多文物尤其是唐三彩胡人俑和骆驼俑等都出自于佛爷庙的隋唐墓葬。1945 年4 月,夏鼐南下赴洮河流域考察,发掘辛店、寺洼山遗址,调查齐家坪、马家窑等遗址。5 月,发掘宁定阳洼湾遗址,5 月底返回兰州。阎文儒“因不通史前石器时代,不便参加”。6 月底,夏鼐自兰州出发再度西行,过永登、武威至永昌;7 月底,阎文儒由陕西赶到永昌与夏鼐会合。8 月至9 月中旬,夏鼐、阎文儒发掘民勤沙井、三角城等遗址;9 月中旬经山丹至张掖,发掘黑水国遗址,考察马蹄寺、永固城。10 月初返回武威,发掘武威南部吐谷浑慕容氏墓地,获得墓志和随葬品。[2]

三、南京博物院所藏大云山汉墓考古所获海上丝路文物

2009 年至2012 年,南京博物院对大云山汉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出一处比较完整的西汉诸侯王陵园,陵园内共发现主墓三座、陪葬墓11 座、车马陪葬坑2座、兵器陪葬坑2 座、陵园建筑设施等遗迹。墓葬出土许多具有异域风格的器物。刘庆柱先生认为出土的金银器等域外文物应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反映了西汉时中外文化交流以及长三角地区文化与中原地区主体文化的一致性。“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发现的秦汉时代的域外遗物,大多集中在广东广州,广西合浦、贵县等地的秦汉墓葬中,东海沿岸有关秦汉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较少,仅在江苏扬州汉墓有些发现。而大云山汉墓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的域外文物,如鎏金铜犀牛及训犀俑、鎏金铜象及训象俑、错银编磬铜虞兽座、动物纹金带板、银盒等,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秦汉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历史。大云山汉墓出土域外遗物,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早在西汉前期已经发展到长江三角洲一带;这些域外文物出土于江都王墓中,说明了江都王国的统治者对这种域外文化与交流的认可。认可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如果那样的话,说明长江三角洲一带与“西方”、“南亚”的文化交流时间还要更早一些,活动还要乐虎国际一些。[3]在专家座谈会上白云翔先生对3 件裂瓣纹银器进行了深入解读,认为此类器物系罗马时期北非地中海沿岸突尼斯地区的制作工艺。加强此类器物的研究对我们理解汉代的中国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交流至关重要。

四、南京博物院藏郑和下西洋相关文物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1403-1435 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遍及亚非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其规模和影响之大,堪称当时的世界第一。郑和下西洋拓宽了原有的海上航线(即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贸易活动,此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活动。郑和下西洋的始发地是南京长江边的龙江宝船厂基地,南京博物院也收藏了不少与下西洋有关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为釉料,制品极为美观精致,使明代永宣时期的青花瓷器生产得以大发展,无论质量还是产量都在元代的基础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被誉为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4]永、宣时期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被称作“苏麻离青”(又叫“苏泥麻青”,“苏泥渤青”,“苏渤泥青”等)的青花色料。其特点是发色明艳,呈色稳定,其晕散现象更是新颖别致,俨然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中晕染技法的奇特效果,加之器形规整,工艺精湛,永宣青花瓷被誉为“青花之王”。关于“苏麻离青”的记载最早见于万历十七年(1589)以前王世懋的《窥天外乘》:“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其后的著作多以“苏勃泥青”、“苏泥渤青”等称之,应为永宣时期进口青花色料同一词的异译。至于“苏麻离青”料的确切产地,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和实物依据,历年来国内外古陶瓷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国内外古陶瓷界多年来的考证研究,尽管也有论者认为其从伊斯兰阿拉伯地区引进,但大多认同“苏勃泥青”为明初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引进”。“苏渤泥”如解读为苏门答腊和渤泥国(也称“勃泥”或“浡尼”,东南亚的一个古代小国,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地区的一个古代小国,即今文莱达鲁萨兰国),还是解释得通的。南博藏有不少这样的瓷器,例如明永乐青花云龙纹扁瓶(高45厘米,口径8 厘米,图五)和明宣德青花寿山福海纹炉(高58 厘米,口径37.6 厘米,图六)。郑和下西洋的始发地南京龙江船厂也出土有一些宝船的铁锚(图七,图八),见证这段海上丝路的历史。

五、南京博物院院藏清宫西洋钟表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的东来,钟表进入中国宫廷,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计时方法,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清宫钟表有进贡、宫廷自己制造和通过各种贸易渠道采办三个途径,这些钟表既反映了浓郁的东方趣味与文化意象,又代表了典型的欧洲造型艺术,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物。[5]南京博物院典藏的宫廷钟表,既有外国钟表,如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之作,造型上仿制西洋建筑、跑人、飞禽、走兽等鲜活形象,绚丽多彩多姿;也有清宫做钟处以及广州、苏州等地生产的精品,一般用金银、玉、石加以装饰,造型上模仿中国式的楼阁、花果、盆景等,显得气势不凡。它们报时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有的自动开关门,上演仙人敲钟;有的琴鼓齐鸣,奏出优美的音乐;还有花开蝶舞、飞鸟啼鸣、水流瀑布等活动景观。各国的钟表制作者尽情地释放各种奇思妙想,每一座钟表的风格迥异,特色鲜明,制作技艺精美,功能复杂,融绘画、雕塑、工艺、音乐、机械、天文、科技于一体,尽显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塑造出来的产物。这些玩意钟表配有悦耳的音乐,能够定时表演,呈现众多景观,均采用的是齿轮联动机械构造。其最重要的“计时器装置特点是以发条(盒装)、塔伦、链条组成的动源,带动齿轮传动的计时系统,报时报刻自鸣,敲打钟碗或铜钟,附带的玩意,立意新颖,都是充分运用发条,带动此轮传动系统制做的,反映了清初种表制造的工艺技术水平。”

六、其他

景教为唐代陆上丝绸之路传来的西方外来宗教,是基督教的东部分支,又称聂斯托里派。据《中国基督教年鉴》记:“1931 年9 月6 日,日本人在华北房山县城十八里之山上,发现景教石碑”。为保护文物,同年12 月将两块十字石刻运到城内北平博物馆收藏。1936 年文物南迁时,又运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至今仍存于南京博物院,并且于2013 年在新馆艺术馆展厅展出。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内的这两块景教十字石刻是汉白玉大理质地,高68.5 厘米,宽58.5 厘米,厚58 厘米。石刻花纹精美,十字清晰。其中一块石刻正面上方为一十字,下侧刻有叙利亚文,据林祥增先生认定翻译为:“仰望他,寄希望于他。”石刻右侧一面雕刻一束菊花,左侧一面雕刻一束尚说不出名称的花草。另外一块石刻,正面有十字,但无叙利亚文,却有桃形的两颗心相对望。两块均呈凹字形。经认定为原坐北朝南十字寺正殿东南和西北角的两块抱柱基石。中国本土的景教遗迹甚少,藏于博物馆的景教文物少之又少,那方刻有古叙利亚文的景教碑更是弥足珍贵。南京博物院特展馆展厅展出的清宫痕度斯坦风格的菊瓣莲花纹碗碟(图九)等均是西域新疆或者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北印度制作进贡入宫中,都是晚期陆上丝路的文物。目前正在进行对南迁文物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史语所遗留文物的普查整理工作,尤其是未知的故宫南迁文物应该有许多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的舶来品,史语所在安阳发掘时期殷墟上层都是北朝隋唐墓葬,北朝时期的安阳即是邺都,胡人众多,曾出土不少粟特祆教风格的石棺床等遗物,当时史语所的重心是在研究商周殷墟文物,对于北朝隋唐文物不甚重视,此次普查相信会有不少具有异域风格的丝绸之路文物重见天日。